苇子一过数,少了两捆,两个干部抢着要赔,谁也不让谁|冀东吴家塘、一百二十捆芦苇、两块一捆、二百四十块钱、一条棉裤|两捆苇子赔一条裤子,穷到这份上还要顾脸面

1. 一百二十捆
那年冬天,冀东吴家塘村穷得叮当响。
全村唯一值钱的东西,是没收黄老财主家那片苇塘打下来的一百二十捆芦苇。苇子没处放,堆在民兵队长李长庚家院里,等冬天卖给织席匠,钱按人头分给各家,好过年。
腊月初,织席匠来了。谈好的价:一捆两块,一百二十捆,二百四十块。
二百四十块在那年头是个什么数?一家五口一年的嚼用,也就二三十块。这钱要是分下去,家家能买几斤盐、扯几尺布、给孩子添双鞋。
消息一阵风传遍全村。妇女们站在门口算,老头们蹲在墙根算,孩子们跑着喊“要分钱了”。
苇子过数那天,场上站了半个村的人。
织席匠一捆一捆往外搬,李长庚在旁边数,村长朱国宝记账,会计陈生打灯笼。
数到最后,织席匠直起腰:“一百一十八。”
场上静了一下。
“再数一遍。”朱国宝说。
又数一遍。还是一百一十八。
2. 少了两捆
少两捆,就是四块钱。
四块钱现在不算什么,那会儿是能让人眼红半个月的数。是被人偷了,还是干部私下里拿走了?人群里开始有小声的议论。
朱国宝和陈生对了对眼,两个人都没说话。
朱国宝二十九岁,当村长三年,家里上有爹娘,下有五个孩子,一家九口靠他一个人。他白天管村里的事,晚上给人家做木工,挣几个工钱。
陈生比他小两岁,是会计,顺带挑个货郎担,卖灯油洋火针头线脑。他媳妇常年吃药,钱都不够抓药的。
两个人心里打的是同一个主意:自己掏钱补上,不能让人戳脊梁骨。
朱国宝先开口:“我是一村之长,又是党员。苇子亏了,责任在我。亏多少,我赔。”
陈生往前一步:“我是会计,账是我管的,要赔我赔。”
“我是当家的,我说了算。”
“谁不知道你一家九口,就靠你做木工那点工钱,连肚子都填不饱?我好歹是个做买卖的,来钱比你容易。”
这话正戳到朱国宝的痛处。他脸涨红了,嗓门高起来:“拉倒吧!一个卖灯油洋火的货郎,还做买卖?谁不知道你媳妇常年闹病,挣那几个钱还不够吃药!”
两个人越说越僵,脖子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了。
3. 二愣子
人群里走出一个老头,是村里辈分最高的老党员吴品仲。
“你们俩有钱没钱,看看身上不就知道了?”吴品仲说,“这样吧——谁当场能拿出一块钱,亏的苇子就由谁赔。”
他话还没说完,人群里挤出一个人。
二愣子,二十七八,五大三粗,一脸横肉。小时候上山砍柴从坡上滚下来,磕破了头,从此说话办事都愣头愣脑,村里人都叫他缺心眼。
二愣子一步上前,一把抱住村长朱国宝,从上摸到下,从外摸到里。
褂子口袋,空的。裤子口袋,空的。腰里,没有。
一分钱没有。
二愣子不甘心,嘟囔了一句:“外边没有,看里边。”
说着,一把拽住朱国宝的裤腰带,往下一扯。
棉裤褪到膝盖。
场上的人全愣住了。
露出来的不是钱,不是布口袋,也不是什么贴身藏的东西——光光的。
一村之长,穷得连条裤衩都穿不起。
4. 苇子没少
朱国宝的脸“唰”地红到耳根,弯腰去提裤子,手抖得系不上腰带。
人群里没人笑。女人们转过脸去,老头们低下头看地。
这时候吴品仲开了口。
“苇子没少。”
所有人都看他。
“前些日子刮大风,我怕苇子被风卷走,半夜起来往李长庚家跑。到那儿一看,垛被风掀了,苇捆散了一地。李家的人不在,我一个人捆,捆到天亮,慌里慌张,少捆了两捆。”
他顿了顿:“我心想,反正重量不亏,卖的时候论斤,一样。”
“那你不早说!”有人喊。
“我想看看这俩后生怎么办。”吴品仲说,“也想看看二愣子这一手,能不能替他们证个清白。”
他叹了口气:“没想到这小子下手这么狠。”
5. 后来
苇子重新过秤,一百一十八捆,斤两一点不少。织席匠照原价付了二百四十块,一分没扣。
钱分下去那天,朱国宝没到场上。他媳妇去的,领了自己家那份,转身就回了。
陈生把自己那份里抽出四块,塞给朱国宝家的孩子,被朱国宝追出来扔了回去,两个人站在雪地里推了半天。
二愣子后来见了朱国宝就躲,躲了半年。有一回在井台碰上,躲不开了,他挠着头,憋出一句:“村长,你那屁股真白。”
朱国宝愣了半天,笑出声来,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:“滚。”
6. 这个故事的分寸
这个故事在冀东老区传了很久,讲的人说法不完全一样:有的说少三捆,有的说少一捆;有的说朱国宝是复员军人,有的说他是本地木匠。但“扒下裤子发现没穿裤衩”这一节,哪个版本都有,也是全场唯一让人笑出来的地方。
它其实是个“考验”故事:老党员设了个局,看两个年轻干部怎么接。结果两个人都抢着赔,谁也没往别人身上推。这一节是真的,比苇子到底少没少更重要。
至于穷到什么地步——那几年冀东农村确实有这个景况。土改刚过,苇塘是全村公产,一件棉裤穿三冬、里外不分的人家不在少数。故事里那一下扒得难看,但它扒出来的不是笑话,是一个村长家里真实的底子。
后来吴家塘的老人讲这故事,末尾总要补一句:“那会儿的干部,是真穷,也是真实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