苇子少了两捆,村长抢着赔,裤子被扒下来才明白

老刘博客
09-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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苇子一过数,少了两捆,两个干部抢着要赔,谁也不让谁|冀东吴家塘、一百二十捆芦苇、两块一捆、二百四十块钱、一条棉裤|两捆苇子赔一条裤子,穷到这份上还要顾脸面

苇子少了两捆,村长抢着赔,裤子被扒下来才明白

1. 一百二十捆

那年冬天,冀东吴家塘村穷得叮当响。

全村唯一值钱的东西,是没收黄老财主家那片苇塘打下来的一百二十捆芦苇。苇子没处放,堆在民兵队长李长庚家院里,等冬天卖给织席匠,钱按人头分给各家,好过年。

腊月初,织席匠来了。谈好的价:一捆两块,一百二十捆,二百四十块。

二百四十块在那年头是个什么数?一家五口一年的嚼用,也就二三十块。这钱要是分下去,家家能买几斤盐、扯几尺布、给孩子添双鞋。

消息一阵风传遍全村。妇女们站在门口算,老头们蹲在墙根算,孩子们跑着喊“要分钱了”。

苇子过数那天,场上站了半个村的人。

织席匠一捆一捆往外搬,李长庚在旁边数,村长朱国宝记账,会计陈生打灯笼。

数到最后,织席匠直起腰:“一百一十八。”

场上静了一下。

“再数一遍。”朱国宝说。

又数一遍。还是一百一十八。

2. 少了两捆

少两捆,就是四块钱。

四块钱现在不算什么,那会儿是能让人眼红半个月的数。是被人偷了,还是干部私下里拿走了?人群里开始有小声的议论。

朱国宝和陈生对了对眼,两个人都没说话。

朱国宝二十九岁,当村长三年,家里上有爹娘,下有五个孩子,一家九口靠他一个人。他白天管村里的事,晚上给人家做木工,挣几个工钱。

陈生比他小两岁,是会计,顺带挑个货郎担,卖灯油洋火针头线脑。他媳妇常年吃药,钱都不够抓药的。

两个人心里打的是同一个主意:自己掏钱补上,不能让人戳脊梁骨。

朱国宝先开口:“我是一村之长,又是党员。苇子亏了,责任在我。亏多少,我赔。”

陈生往前一步:“我是会计,账是我管的,要赔我赔。”

“我是当家的,我说了算。”

“谁不知道你一家九口,就靠你做木工那点工钱,连肚子都填不饱?我好歹是个做买卖的,来钱比你容易。”

这话正戳到朱国宝的痛处。他脸涨红了,嗓门高起来:“拉倒吧!一个卖灯油洋火的货郎,还做买卖?谁不知道你媳妇常年闹病,挣那几个钱还不够吃药!”

两个人越说越僵,脖子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了。

3. 二愣子

人群里走出一个老头,是村里辈分最高的老党员吴品仲。

“你们俩有钱没钱,看看身上不就知道了?”吴品仲说,“这样吧——谁当场能拿出一块钱,亏的苇子就由谁赔。”

他话还没说完,人群里挤出一个人。

二愣子,二十七八,五大三粗,一脸横肉。小时候上山砍柴从坡上滚下来,磕破了头,从此说话办事都愣头愣脑,村里人都叫他缺心眼。

二愣子一步上前,一把抱住村长朱国宝,从上摸到下,从外摸到里。

褂子口袋,空的。裤子口袋,空的。腰里,没有。

一分钱没有。

二愣子不甘心,嘟囔了一句:“外边没有,看里边。”

说着,一把拽住朱国宝的裤腰带,往下一扯。

棉裤褪到膝盖。

场上的人全愣住了。

露出来的不是钱,不是布口袋,也不是什么贴身藏的东西——光光的。

一村之长,穷得连条裤衩都穿不起。

4. 苇子没少

朱国宝的脸“唰”地红到耳根,弯腰去提裤子,手抖得系不上腰带。

人群里没人笑。女人们转过脸去,老头们低下头看地。

这时候吴品仲开了口。

“苇子没少。”

所有人都看他。

“前些日子刮大风,我怕苇子被风卷走,半夜起来往李长庚家跑。到那儿一看,垛被风掀了,苇捆散了一地。李家的人不在,我一个人捆,捆到天亮,慌里慌张,少捆了两捆。”

他顿了顿:“我心想,反正重量不亏,卖的时候论斤,一样。”

“那你不早说!”有人喊。

“我想看看这俩后生怎么办。”吴品仲说,“也想看看二愣子这一手,能不能替他们证个清白。”

他叹了口气:“没想到这小子下手这么狠。”

5. 后来

苇子重新过秤,一百一十八捆,斤两一点不少。织席匠照原价付了二百四十块,一分没扣。

钱分下去那天,朱国宝没到场上。他媳妇去的,领了自己家那份,转身就回了。

陈生把自己那份里抽出四块,塞给朱国宝家的孩子,被朱国宝追出来扔了回去,两个人站在雪地里推了半天。

二愣子后来见了朱国宝就躲,躲了半年。有一回在井台碰上,躲不开了,他挠着头,憋出一句:“村长,你那屁股真白。”

朱国宝愣了半天,笑出声来,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:“滚。”

6. 这个故事的分寸

这个故事在冀东老区传了很久,讲的人说法不完全一样:有的说少三捆,有的说少一捆;有的说朱国宝是复员军人,有的说他是本地木匠。但“扒下裤子发现没穿裤衩”这一节,哪个版本都有,也是全场唯一让人笑出来的地方。

它其实是个“考验”故事:老党员设了个局,看两个年轻干部怎么接。结果两个人都抢着赔,谁也没往别人身上推。这一节是真的,比苇子到底少没少更重要。

至于穷到什么地步——那几年冀东农村确实有这个景况。土改刚过,苇塘是全村公产,一件棉裤穿三冬、里外不分的人家不在少数。故事里那一下扒得难看,但它扒出来的不是笑话,是一个村长家里真实的底子。

后来吴家塘的老人讲这故事,末尾总要补一句:“那会儿的干部,是真穷,也是真实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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